暨大讀研偶拾

作者:丘進;摘自《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08年第11期

    丘進,教授、博士生導師,華僑大學校長,兼任中國中外關系史學會副會長。

 
與同時代的人相比,我的讀書經歷較多坎坷,充滿艱難。
我祖籍安徽,與吳敬梓是老鄉,但出生于長沙,幼時卻在北京成長,十余歲隨父母支邊遷徙貴州。作為“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高中生,已無高考機會,又不具備當兵、當工人的政治條件,因此,到農村插隊當知青便是唯一的出路。因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盡管在農村各方面表現甚佳,卻多年得不到提攜,連招收售貨員、煤礦工人、搬運工人這樣的工作機會,我都無資格報名。直到1976年,才被安排在一所農村中學當教師。那時的大學生很稀少,我們“老三屆”高中生已經算是優秀人才了,我擔任的課程很多,數學、物理、化學、語文、英語,甚至體育課也由我來上,幾乎無所不能。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真是有點誤人子弟。
1977年,我參加了“文化大革命”后第一屆高考,竟然以全省第二名的優異成績落選,原因還是“家庭出身不好”,考分再高也不被允許上大學。后來不知怎么回事,在大學開學后一個月,我又稀里糊涂地被補錄入貴陽師范學院英語專業。無論是學校還是專業,皆非我興趣所在,只能勉強跟進,以后再另謀他途。隨后幾經輾轉,我遷至安徽的一所師范學院落腳,畢業后從事的是理科學報編輯工作,心里不大服氣,希望再有點作為。于是暗下決心,矢志考研,企圖出人頭地。遍尋考研資料之后,覺得搞點中外關系比較符合自己的興趣和條件,但我缺乏相關基礎,于是在工作之余,懸梁刺股,惡補中外歷史和國際關系史,遍讀典籍,甚至將《辭海》里有關的學術條目統統抄錄在紙片上,共得2000余張,常備于身,隨時誦習。這部《辭海》縮印本,是我考研的見證,也是我藏書中讀得最細、用功最深、最注感情的一部。
1982年春,我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庸先生的碩士研究生,專業是中外關系史。但馬先生因重病,當年未招生,他鄭重地推薦我報考中山大學朱杰勤先生的研究生。朱杰勤先生是著名歷史學家,是首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是中國歷史學界的泰斗級人物。我報考他的研究生,信心嚴重不足,但已經沒有退縮的余地,只能迎難而上。考試過后,自我感覺一般,心中忐忑,只能靜候通知。不久后接到通知,叫我立即到廣州暨南大學復試。當時有些納悶,后來才知道,朱先生已經從中山大學調到暨南大學了。前些年他也招生,但由于種種原因,一直不曾錄到滿意的學生。我以平均86分的成績通過考試,而尤以專業課和外語成績突出。當時好像并沒有一定要復試的規定,但我屬跨專業報考,而且朱先生是名教授,要求很高,我便被列入復試的名單。
復試在朱先生家里進行。開始是面談,他問了我許多有關學術和個人的問題,然后拿出一篇英文歷史文獻,叫我當場翻譯,一小時后交卷。次日,我便接到學校發給的錄取通知書。那是朱先生第一次帶碩士研究生,只招了我一個人。
暨南大學從1979年開始招收研究生,那時的招生規模較小。我們1982級共有23名研究生,多數導師只招收一兩名學生,歷史系有眾多名教授,卻只招收了我一個人。化學系的周端賜教授那年招了4名,算是最多的了。當時學校只設研究生科,但功能齊全,招生、培養、管理、學位等各個環節都頗為規范。各專業的導師多是學富五車的大師級人物,不僅治學嚴謹,對學生要求也高。那些年,我除了上課、讀書、搞研究外,幾乎沒有任何業余活動,節假日也埋在書齋里。1983年,我和幾位同學發起并成立了暨南大學研究生會,還創辦了暨南大學《研究生學報》,我擔任主編,朱先生很高興,題詞祝賀。那時研究生的學風很好,許多同學在讀碩士課程期間便開始發表學術論文,有的甚至出版專著。但朱先生主張厚積薄發,我到碩士生后期才有文章問世,第一部書稿也是在博士畢業之后才完成的。
1984年,朱先生開始招收博士生。雖然我碩士尚未畢業,先生仍囑我直接報考,于是我在臨近畢業之時參加了博士生入學考試。當時招收博士生的專業少,記得我是和報考碩士生的考生一起應考的,地點在學校禮堂,我被安排坐在一個角落里,因為那個考場只有我一個人是考博的。
1985年春,我成為朱先生的博士生,和我同一屆的還有另外一個博士生,是中山大學考來的鄭海麟。我們一塊兒上公共課和專業基礎課,但研究方向不同。朱先生讓我專攻古代中西交通,鄭海麟則研究近代中日關系。我們倆成為暨南大學最早的博士生。一年以后,其他一些知名教授(如鄺公道、朱師晦、郁知非、李辰、黃德鴻等)陸續開始招收博士生。
朱先生給研究生上課都在家中進行,每周二下午,不曾間斷。先生授業,從不照本宣科,而是傳授治學方法,介紹學術經典,指示研究思路,時而回顧他早年從事教學和研究的經歷。那些親切生動的場景,我至今仍歷歷在目、永志難忘。例如,他經常談到當年他在中山大學師從史學大師朱希祖先生讀研究生的經歷,我也因此就注意到了朱希祖。抗戰時期,他在重慶東方語專任教,與姚楠先生的交往,給我很多啟發,后來我有幸認識了姚楠先生,并且在姚楠先生指點下,寫出第一部著作——《七海揚帆》,1990年由香港中華書局出版。朱先生早年與歷史學家范文瀾過從甚密,因此,我也讀了范文瀾的許多著作。朱老與季羨林先生關系也很好,他說每次到北京出差,季老都在家中接待他,十分客氣。1994年,季羨林先生到暨南大學開會,當時朱先生已經辭世,我正好在廣州出差,有幸拜見了季老,主要談的也是朱先生當年的學術生涯。朱先生的學生很多,大多都是著名的學者,例如,北京大學的著名教授陳郁龍、陳炎,中山大學的姜伯勤、蔡鴻升等,后來我都蒙朱先生介紹,一一拜訪,深受教益。
朱先生博聞強記,思路敏捷,學貫中西,著作等身。朱先生主持校注的《中西交通史料匯編》、《大唐西域記校注》等巨著,都是研究中外關系史的奠基性著作。朱先生的研究,涉及面很廣,他不僅在中外關系史、東南亞史、華僑華人史等領域堪稱開山大師,而且在古代史、史學史、思想史等方面都有重要建樹。他很重視外國學術文獻,親自翻譯了許多經典著作,例如《大秦國全錄》,該書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翻譯,而是歷史文獻的精當校釋和學術研究的再創作,經朱先生的翻譯和大量注釋之后,該書的學術價值得到極大提升。朱先生還擅長詩詞,他于1986發表的《英詩采譯》(中英對照)一書,將西方近代著名詩人的代表作譯成中國的文言詩體,十分別致,其功底之深,絕非凡人所及。此書出版后,引起翻譯界的高度關注,好評如潮,著名英國文學家、翻譯家戴騮齡教授對此書推崇備至。
朱先生謙虛耐心,鼓勵后學,我交上的作業,他每每細心披閱,連錯別字都予以糾正。對于學生的思想問題,他也總是通過交談、討論等形式予以點撥啟發,經常使我茅塞頓開,乃至以后成為自己的行為準則。我在朱先生身邊學習、工作了8年,這是我一生中受益最豐的一個時期。
經過3年刻苦攻讀,我終于完成了學業,并于1987年12月25日通過博士學位論文答辯,專家組成員中有中山大學的姜伯勤教授、蔡鴻生教授,還有蘆葦教授等。經過一個月的公示期,我拿到博士學位證書,編號是“暨博1987-001號”,這是暨南大學歷史上第一份博士學位證書。1990年,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我獲得“有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稱號,應該說,這是朱杰勤先生悉心教誨、蘆葦等教授和學校研究生處老師辛勤培育的結果。
畢業后,我按照朱先生的意見,留在歷史系任教,并在先生手下從事研究工作。1988年夏,學校決定大力發展研究生教育,需要一名受過完整碩士、博士教育的專業人員到研究生處主持工作,我被校領導選中。開始朱先生不太贊成,他認為我從事學術研究更為適宜。后來主管的校領導李炳熙教授親自做朱先生的工作,先生從大局出發,終于同意。我生性溫順,歷來服管,此后便不自覺地走上了行政管理的路子。
那時暨南大學研究生處同時具有籌備建立研究生院的功能,由于當時沒有處長,我作為主持工作的副處長,壓力是很大的。好在總支書記和幾位資深的科長都十分支持我,使我很快進入境界,大家齊心協力,做了不少基礎性和開拓性的工作,不僅本校研究生教育和管理更加趨于規范,而且打通了對上、對外聯系的途徑,2年內學校增加了不少碩士、博士學位點。雖然成立研究生院的初衷未能如愿,但還是積累了很多寶貴的經驗,我們的許多工作受到當時的國家教委有關部門領導和兄弟院校的贊賞。我1991年初奉命調到北京工作,離開了暨南大學,但在研究生處工作那兩年建立的各種人脈關系,至今還葆有生機,這對我來說也是一種慰藉。
雖久別暨南大學,多年未歸,但我時時關注學校的發展,為學校的每一個進步和成就而振奮。我相信,作為一所具有百年歷史的著名學府,有一代又一代優秀學人的不懈推進,暨南大學人絕不會辜負前輩所望,建設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學之目標定能早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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