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車上的隨想——我的三十年研究生教育見證

華東師范大學 李志斌

  我是文革后恢復高考招收的第一批本科生,后來又連續攻讀碩士學位、博士學位。1992年開始指導碩士生,2001年開始指導博士生,如今又肩負華東師范大學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職務。作為一名普普通通的親歷者,我狹窄視角中留存下來的零碎記憶,也許只能為我國三十年研究生教育發展過程,提供一點不算完美的佐證。

  一早,我放棄了自己把握方向盤的慣例,登上華東師范大學校車,準備從中山北路有80多年歷史的花園校區,前往30公里之外坐落在上海閔行區的全新校園。擔任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這半年,千頭萬緒的事務讓我忙于穿梭在兩個園區間。不過現在倒很好,選了個靠窗的座位,車廂里的寒暄、交談和此起彼伏的手機聲,便暫時與我無關。眼前掠過的是晴空下上海美好而現代感的街景,而思緒卻將自己帶回了三十年前的青蔥歲月。

  1978年2月18日,我坐在蘭州大學熱烈歡迎大學新生的禮堂里,為命運從此改寫激動不已。灰暗破舊中山裝,更襯托出胸前校徽的簇新閃耀。等走出禮堂,才意識到要松開緊攥的拳頭。那樣春寒料峭的時節,手心居然熱得出汗,也不知是因為屋內熱火朝天的氣氛,還是自己內心翻滾著的對于未來的期待。那一天,我不滿十八歲,有過近一年在甘肅農村插隊的歷史。在78年那個神奇的春季里,我成為蘭大數學力學系在文革后招收的第一批本科生,號稱“77級”。

  半年后,也就是78年9月,國家正式恢復研究生招生,于是在系里常常有機會遇見一些碩士研究生。我在班上就算是年齡最小的,他們更是比我要大十多歲。文革前念過本科的經歷,對這些我眼中的天之驕子而言,是幸抑或不幸?答案恐怕只能化作一聲嘆息。而那十年被蹉跎掉的歲月,肯定只能用更艱苦的努力來挽回。在圖書館,在自習教室里,總能看見他們早出晚歸的身影。對大學生開設的選修課,他們中有許多人也從不拉下——和我們一起搶座位,搶不到座位哪怕就坐在水泥地上,還是照樣堅持。他們行色匆匆,衣裝簡樸,眼神里總有種觸動人心的焦慮或者饑渴——那是對知識和時光的渴慕。

  這一幕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對我的求學生涯產生了很大的影響。82年1月,我本科畢業時,毫不猶豫地放棄了幾個不錯的分配機會,立志報考研究生。

  陳慶益先生是當時蘭大數學力學系的學科領軍人物,是“兩陳一濮葉開源”中的“一陳”,在偏微分方程理論方面已頗有建樹。他的師德人品,更是有很好的口碑。82年3月,我榮幸地成為陳慶益先生的碩士研究生,號稱“81級”。同級的學生2人。到84年底如期畢業的這段時光,我聽課、讀書,獲得了基本的科研訓練,打下了扎實的專業基礎。我的以《一類具不變性質的變系數偏微分方程特殊解研究》為題的碩士論文,令陳慶益先生頗感滿意,推薦至《數學研究與評論》,獲準發表。

  后來我常常慶幸,在蘭大求學的日子里,能有機緣聆聽許多數學才子的經典課程。余慶余先生、郭聿琦先生,還有日后成為我博士階段實際指導教師的羅學波先生等的課程都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令我受用多年,特別是羅老師的《數學物理方程》、《擬微分算子》和《流形上的分析學》這三門課。羅先生上課時語氣輕松和藹,邏輯嚴絲合縫,字跡如刀刻斧鑿,我坐在下面,心里常常不由自主地為一些精妙的推導過程擊節贊嘆。他平日里抽煙抽得很兇,但課上絕不抽,只偶爾會習慣性地把粉筆夾在食指和中指之間,算是聊作安慰吧。當年的那些課堂筆記,我一直珍藏著。它們不僅是歲月的留念,更是日后我做了教師之后,上課的范本。當年先生們出神入化的板書,引導著一個個懵懂學子在數學王國中漸入佳境,領略數學推導的邏輯之美。這樣的境界,在今天日益習慣于使用電子教具的課堂里,似乎已成為一種“奢侈”。

  課外,陳慶益先生開出了長長的閱讀清單,加上同學之間相互交流的信息,所以我的課外閱讀任務,就顯得比較重了。雖然當時我拿每月30元的補貼,與許多其他地區的學生比,還算是高的。但能用于買書的錢,就算是節衣縮食,依然非常有限。所以省圖書館或者學校圖書館,是我有空便去造訪之所。當時人們常用“海綿吸水”比喻獲取新知,弄得我每次走在去圖書館的路上,總愛把自己想象成一塊干癟的海綿,等看完出門,就變成吸飽了水的海綿,有種美滋滋的收獲感。學校圖書館對研究生有優待政策,我們可以直接進入圖書館的書庫,一借就是五六本。要打好基礎,足夠的閱讀量是個非常必要的條件。

  陳先生主持一個幾乎從不間斷的討論班,班上要求每個人必須對近期閱讀的內容進行報告。開始時我倍感壓力,因為這意味著得對內容作細致的解讀、思考,走馬觀花永遠只能招來批評和質疑。但日子一久,我發現這種制度真是取得收獲的一個重要源泉,大家借報告分享收獲,通過討論甚至爭論進行學術思想的交流、碰撞,而碰撞時擦著的火花便成為照亮新思路的靈光。另外,老師也鼓勵我們走出校門參加各種研討會,一方面可以開闊學術視野,另一方面也借機結識同行。記得第一個學期的暑假,我就到北京香山植物園參加了微分方程討論班,為期四十天。香山微分方程討論班,由北大、中科院的一些著名學者組織,面向全國在微分方程方向的研究生,每年一期,堅持了十幾年,在中國數學界成為一段佳話。我參加的便是具有開創意義的第一期。

  二十出頭的年齡,幾乎不知什么是怕,什么叫苦。學習之余,年輕人自有快樂的節目:在武漢東湖無拘無束暢游;漫步香山,看同學少年,激揚文字,褒貶時政;站在岳陽樓把酒臨風,豪氣干云;南下衡山、桂林,在山水間感受自然的美好……不過這份輕松心情,在緊接下來的博士生階段,就基本離我而去了。85年3月開始念博士,到88年6月畢業,一米八零的個子,只剩下不到六十公斤。

  84年,陳慶益先生獲得了博士導師資格。其中過程還頗有些曲折,以陳先生那樣高的學術聲望,他的前兩次申請卻均未被批準。當時由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負責審定各高校的博士導師資格,一個頂尖高校的博導人數也不過十來人。當年獲得博導資格的困難程度,由此可見一斑。當我84年底碩士畢業,就順理成章地跟著陳先生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副導師是羅學波先生——陳先生的得意弟子。85年春我成為“84級”博士研究生。同級的學生2人。不久陳先生調到華中理工大學工作,我主要由羅先生具體指導。

  兩位先生長期從事線性偏微分算子研究,已經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甚至引起國際著名數學家Hormander的高度肯定和關注。在先生的鼓勵和指導下,包括我在內的四位博士生,選擇了當時國際上活躍的Heisenberg群上的分析學作為研究方向,開始研究Heisenberg群和一般冪零Lie群上平移不變微分算子的局部可解性和亞橢圓性。

  研究工作起初并不順利。我一度甚至非常苦惱,懷疑自己根本做不下去了。86年1月的一個晚上,我把自己關在書房里想了一宿,第二天就去找羅老師,告訴他自己決定放棄攻讀博士學位。我永遠都會記得在那個充滿香煙氣息的小屋里,羅老師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告訴我:根據他的經驗,科學研究本來就是難的,再堅持一下可能就會有新的轉機。很神奇地,我下了一晚的決心開始松動了,絕望的心情也似乎平復了些,只能低著頭,用輕得不能再輕的聲音答應回去再試試。在羅先生的鼓勵下,我慢慢從畏難情緒里解脫出來,漸漸進入了角色。一些暫時性的停滯和挫折,使一路順利的年輕青澀的我,一度消沉。而老師的言行,就像是黑夜海面上的航標燈,引領我逐漸成長,漸漸成為一名成熟、獨立的研究者。

  三年間,除了碩士階段的成果外,我也陸續有論文發表于《數學年刊》、《科學通報》、《應用數學》等刊物上。遙想碩士生第一學期,有位年齡相仿、興趣相投的同學,試著將數理方程的一些結果用其他方法進行分析,稿子投到《華中理工大學學報》上,文章發出來后,引來無數艷慕。等到自己寫在稿紙上的東西終于也變成鉛字,那份欣慰和自豪倒是一點點淡了下去。在論文署名上,我也鬧過大笑話。開始兩篇文章,我只署上自己的“大名”就不管不顧地發出去了,一點都沒考慮是否應署導師名字的事情。有師兄指出這個問題時,我怔住了,羅老師在旁哈哈一笑打著圓場:“主要工作是你做的,當然沒有關系。以后如果是大家討論的東西,別人有過大貢獻的,再署名吧。”從那時起,我才知道,別人做過貢獻的東西,應署名,由此有了初步的“知識產權”意識。不過,即便有著意義重大的指導,陳先生還是一直堅持不署名。他的高風亮節,很令我們做晚輩的動容。

  等到88年3月,我的博士畢業論文完成了,根據當時的規定,要送十個校外專家評審,這其中包括一些權威數學家如丁夏畦、李大潛、王光寅等。反饋的評價倒是出乎意料地好,甚至有專家鼓勵說我們在國內開辟了新的研究方向,并毫不吝嗇地使用了“深邃、博大”的字眼。6月1日,由來自復旦大學、南京大學和中科院應用數學研究所的數學家組成的答辯委員,通過我的題為《Heisenberg群上偏微分方程的適定初值問題及其應用》的博士論文答辯。三個月后,我同三位師兄弟一起成為了西北地區第一批基礎數學專業博士。那時全國的博士區區數千人,屬于“稀缺品種”。

  和目前網絡環境的方便快捷不同,當年要得到最新科研資料是非常困難的。有些資料我們寫信向國外研究者索要,大多居然也會得到回音。當然,這些信件是要被國家安檢部門檢查的。只有目光敏銳的研究人員才能洞察資料背后的價值,而要取得建樹,往往還需要加上超乎常人的毅力。記得85年春,我到云南大學聽一位法國數學家講學,內容是當時非常新穎的“仿微分算子”。法國老師因病提前回國,給我留下了不少資料。85年秋,陳省身先生在南開大學創立數學研究所,開辦年會。首屆便是“偏微年”,為期三個月左右。因為年會上有人問起,所以我后來就把資料寄給數學家王柔懷先生了。王先生組織人進行解讀,只有一位學者真正在上面下了苦功,弄懂看透。一個新的學科方向剛出來,總有許多地方可以修補、完善、創新,這位學者后來在國內頂級刊物上發了好幾篇文章,還出了專著,在數學界留下了重要一筆。有時我會想,如果當時自己也能有那樣的見地和毅力,我的學術之路,可能又是另一番光景了吧。

  沒能出國留學,也是我的一個遺憾。碩士期間也有過出國學習機會,卻因生病擱淺。博士畢業時這個念頭又開始點燃,可是89年國內外局勢發生變化,出國再次無望。時年我已過28歲,從此便斷了這個念想。

  博士畢業留校后,我嘗試著尋找專業上新的突破口,在與數學界泰斗吳文俊院士接觸和交流后,對他的工作產生了濃厚興趣,就決定轉向數學機械化方向,結合計算機代數和微分方程進行研究,在國內開了微分方程數學機械化的先河。

  另一方面,我很喜歡上課,喜歡做老師,所以也花了不少心思琢磨怎樣上好課、培養好學生。92年我開始指導研究生,由于我的方向與計算機緊密結合,頗受學生歡迎,所以生源一直很好。我每年保持招收二至三名碩士生的數量。

  這些學生,現在有的已經博士畢業,有的在高校里任教授、副教授,還有的自己創業辦公司。其中一人畢業后被我推薦到吳文俊院士那里讀博士,現任清華大學副教授,在網格計算方向成績斐然。吳先生所在的數學機械化中心由此很感謝我把“最好”的學生推薦給他們。其實若留在自己身邊,應該是得力干將。但我想,學生自身的發展應該放在第一位,這是我對學生去留所持的第一原則。

  2000年,我調往上海的華東師范大學計算機科學系工作,次年開始指導博士研究生。我的碩士生生源因為計算機系學生數學基礎相對薄弱而受到限制,同時,我也痛感著碩士生的“本科化”傾向——學生把過多精力放在找工作上,顯得功利和浮躁了許多。碩士更多成為了一種學歷教育、一種“飯碗”的保證,而不是一種事業。這種現象相當普遍,已不限于一時一地的范疇。即便如此,我還是盡可能地鼓勵那些想做研究的碩士生,帶領他們多讀書,做好基本功,為將來的研究和教學做準備。

  近年來,隨著研究生教育國際交流日趨廣泛和深入,我越來越深切地意識到,自己有不善于國際交流、科研敏銳度較弱的問題。對我自身而言,要在這些問題上作根本改觀,可能性已經非常小了,但我相信我的學生可以緊跟甚至可以走到國際學術的前沿。因此,我下決心全力支持研究生,特別是博士生,為他們創造各種條件和機會。我鼓勵博士生用外文撰寫論文,要求學生在國內外高質量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我也用自己的經費支持學生發表論文,參加國、內外重要的學術會議,與國內外學術團體開展學術交流訪問。我們的學術團隊連續參與著國家基礎科學發展規劃項目的研究,這些年成果不斷涌現,五年里發表了SCI論文45篇。有了些成績的時候,我會用歡欣的笑容鼓勵我的學生們。我像是看到了從前輩那里繼承的種子,在新的環境里扎下了根,舒展出柔嫩的枝葉,變成小樹了。我想自己的老師們如果知道,他們的高興更會遠勝于我。而我,如今是再也看不到羅老師那親切的笑容了,他已經在2004年因病去世。

  求學時的艱難和歡欣,為人師后的努力和收獲,這些記憶穿梭不定,帶我游走在飄飛錯落的思緒里。把我拉回現實的,是一個工作電話。“李院長,……”對方稱呼我。這個華東師大研究生院主要管理者的新身份,使我感到責任更重了。

  研究生教育在經過30年的大發展、大改革和大提高的歷程后,呈現出跨越式發展的局面。華東師范大學研究生院這幾年間也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學校學位點布局基本到位,不同層次的研究生規模達到一定程度,有了基本完善的培養方案和管理體制。但在發展過程中,如何提升研究生培養水平、如何改進研究生生源質量、如何加強導師隊伍建設、如何提高博士學位論文質量、如何深化研究生教育國際交流合作這樣一些問題還在繼續困擾著我們,要求我們進一步作深入思考,去探索更合理的解決辦法。

  當研究生教育規模達到一個較大體量時,如何防止碩士研究生培養本科化傾向,如何保證研究生培養質量就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了。這要求我們應緊密圍繞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確定明確的培養目標,適時深化培養模式,優化課程體系,培養社會需要的人才。同時,還要進一步加強管理,規范要求,減少研究生培養過程的隨意性,以確保培養規格和培養質量的一致性。當然這種規范和監管與因材施教、發揮導師培養特色是有機統一的。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生源問題已經成為制約研究生培養質量的一個瓶頸。目前,最優秀的本科畢業生留不下來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棘手問題。華東師大的好學生流向北大、復旦等更名牌的院校,而國內頂尖高校的尖子生,又流向國外。其實目前國內許多大學的實驗條件、硬件環境和國外高校比,并不遜色。最能出成果的優秀研究生的流失,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設施的利用率,給國家帶來了嚴重浪費。我們希望能通過提升學校學術地位和影響力,切實提高研究生待遇等手段來改善這個問題。

  沒有名師,難出高徒。在大規模擴招后,研究生導師的工作量較之以前有了大幅增加。在這樣的條件下,要培養出高質量創新人才的難度可想而知。加強導師隊伍建設,已經迫在眉睫。我們不僅要增加導師的數量,更要注重導師質量的提升。在導師培養過程中,我們應該為導師的成長創造更多機會和條件。

  目前,我們的博士培養水平與國外一流高校還存在明顯差距,主要表現在博士學位論創新性還不夠,解決重大問題的能力還不強。我們將考慮以逐步完善導師遴選機制、設立優秀論文培育基金、實施學位論文盲審、建立博士研究生退出機制等措施,來應對這一問題。

  相比于一些兄弟院校,華東師大的國際交流意識還不夠強烈。校內有些教授,也不無尖銳地抨擊這是一種“小富即安”思想的體現。與復旦、上海交大校園里鋪天蓋地的英語培訓廣告有著鮮明對比,我們的校園缺乏這種氛圍,學生的外語水平從大面上講,目前還比較弱。不過華東師大在進入“985工程”后,獲得了來自國家政策和資金上的大力支持,通過自身努力,情況在不久的將來會得到明顯改觀。

  國家政策層面近年來推出了一系列研究生培養機制改革的方案。研究生創新計劃、研究生獎助學金制度變革等新舉措的出臺,為高校規范研究生辦學,解決研究生教育體制的突出矛盾,提供了一劑良藥。要完善和落實這些新措施,還需要我們結合學校自身情況,進行更深層的改革和創新……

  不知不覺中,校車到達了目的地。眼前是華東師范大學閔行新校區的宏偉建筑群落。他們曾在很短時間內拔地而起,如今已被花草、樹木掩映。在小橋流水襯托下,顯得自信又灑脫。我走向我的辦公室,我的工作崗位,開始了一天的工作。工作充滿挑戰,可我不曾膽怯。因為我相信研究生教育的前景會更加美好。

  作者簡介:

  李志斌,華東師范大學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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